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80年代末起，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三十余年，成长为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优秀的信息通讯技术巨头之一。而多年以来，美国方面一直限制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在近年中美贸易争端的大背景之下，美国更是将华为视为战略打击目标并竭力动员盟国加入其打击行动：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纷纷禁止或暂停政府实体采购华为设备，到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向华为禁售产品和技术，再到解除对华为的禁售令，部分厂家恢复向华为供货……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美国方面有很大不同的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方面对华为在德投资和经营活动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因此多年来，华为得以深耕德国，不断加大投入，扩张市场版图。因此当美国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禁止华为参加5G网络建设时，德国或面临在中美两强之间选边站的两难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中论坛协会与华为技术德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一场围绕“华为问题背景下的中美对抗和德国立场”展开的专题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德中论坛协会主席成朝庭先生主持，延请德国著名的亚太和中国问题专家，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伯哈特·桑德施耐德先生(Eberhard Sandschneider)， 汉学系教授卡特琳娜·鲁特·列维女士（Catherine Ruth (Katja) Levy），旅德华人学者袁杰博士，华为技术德国有限公司公关部主管宋可腾先生（Carsten Senz）等作为嘉宾出席并参与讨论。由于话题近期热度很高，会场外早早就聚集起了前来参与的听众。会上，众嘉宾讨论气氛热烈，听众踊跃提问，你来我往，各方均贡献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本次研讨会以轮流报告，交替讨论的形式开始。首先，华为技术德国有限公司公关部门主管宋可腾先生（Carsten Senz）从华为的历史，业务范围，产业协作及合作伙伴，全球业务，技术研发与创新和社会贡献等方面入手，对华为公司及其在德国的发展历程做了专题报告。紧随其后，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有过多年工作经历的德国中论坛协会主席成朝庭先生做了主题为“华为在美业务发展及美，德两国对华为的态度”的报告。报告中，成先生在梳理了华为在美国的业务发展历程后指出，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不仅仅是因为华为伊朗业务违法及受控威胁网络安全，更是因为其5G技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产生了严重挑战。在中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日益尖锐的大背景下，华为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一个绝好靶子。此外，成先生又从德国政府，通讯运营商及产业协会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德国朝野对华为的态度。从官方角度来说，不论是德国总理，还是内政部，经济部，外交部等联邦部委，总体上接受华为在保证德国国家安全前提下在德国参与5G网络建设。而包括通讯运营商及产业协会在内的德国相关业界则由于技术优势，成本和市场占有率等原因愿意继续与华为保持商业合作关系；行业协会还认为中德之间在未来发展上有共同利益，德方无意参与对中国的各种孤立和围堵。

        以成先生对德国在华为事件中的立场的个人观点为切入点，与会嘉宾展开了长达一小时的深入讨论。从亚太和中国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的角度，政治学教授桑德施耐德先生表示：中美之间已经缺乏互信，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上的新对手，而尽管有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德国依然只是将中国视为其经济合作伙伴和产业竞争对手。这是美，德两方对华为的不同态度的最大原因。

        针对成先生提出的华为的透明度和信任问题，华为德国公关部宋可腾先生强调了华为的私营企业属性：华为在白手起家，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数度面临破产，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支持，华为一直是由商业业务驱动，着眼于全球市场，而不是为特定国家利益服务的国企。在2010年从B2B模式转型之后，华为一直致力于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透明度。袁杰博士则认为川普政府对华为的打压体现的是中美之间科技和安全政策领域的竞争：美国想限制华为的业务扩张，打压中国5G网络建设。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两国之间的信任问题，而在于这是关乎科技创新和国家安全的领先和优势地位的竞争问题。而宋可腾先生对此的回应是：作为私营企业，华为完全不反美，不反任何方面。华为和很多美国企业有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也愿意将这样的合作和相互学习的伙伴关系继续下去。国际竞争固然存在，但企业在市场中有多重角色，不局限于竞争或合作，这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现象，也是创新之源。

        随后，桑德施耐德教授将话题重新拉回到国际关系的层面。谈及中美两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他提出了对国际各方无法准确认知新的国际局势而产生恐惧的担忧：这些恐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安全政策，令各方丧失更多互信，制造更多对立。另一方面，教授还认为：尽管中国近年来在德国学术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德国依旧不那么懂得如何应对新形势。德国对美国依旧存在正面刻板印象，而对美国的另一面缺乏了解；对中国的认知则恰恰相反。如此状况将让德国在全球化语境下遇到不少困难。而宋可腾先生从科技进步的维度补充：人类社会对于新形势或新技术的恐惧并不是新鲜事，人们无法预料到科技进步如此迅猛，这自然给社会带来挑战。各方需要针对新问题建立新标准，新规则，新框架，对于目前炙手可热的5G业务来说也是如此。对于成朝庭先生关于华为德国在现今形势下如何应对的问题，宋可腾先生表示总体来说华为德国方面对局势比较乐观，并不担心。在兄弟部门做好产品的基础上，华为德国将更积极地应对目前的状况：即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媒体和当地政府接触交流，对外更加开放透明；同时一方面强化自给自足的能力，另一方面做好备份计划。

        在围绕“美国制裁华为的背景下，世界的各个领域，或至少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是否正在逐渐分化为两个阵营？”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桑德施耐德教授表示这确实是个非常值得严肃对待的风险：不只是针对一两个大企业乃至一两个产业，而是存在中美两强之间整个经济体系分道扬镳的风险。从安全政策角度来说，（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能保证避免擦枪走火，但相互断绝联系一定会使擦枪走火的风险迅速上升。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是所谓“美国优先”还是25%的关税制裁，都不如川普上台后引发的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来得关键；因为在各个领域，中美两强的基础格局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在国际政治层面，这个局面仍在调整中。对此宋可腾先生认为：由于世界上很多企业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商贸联系，几乎没有企业愿意看到双方撕破脸的状况。袁杰博士则认为：目前的形势有些类似“冷战”，但西方国家未必有完全的科技优势，因此很难说谁是最终赢家。而袁博士所谓“赢家或输家”的思路也招来会场中几个方面的反弹：比如宋可腾先生则认为经济领域的竞争是长期持续的，不是零和博弈；而一位到场听众则提出现行规则稳态被打破才是核心问题；而信息通讯领域也根本不是中，美两强的对抗，而是中，欧双方的竞争。 在“美国朝野是否已经形成应对中国的共识”的问题上，成朝庭先生提及美国百余名中国问题专家通过华盛顿邮报联名上书川普指出“中国不是敌人”的观点。 对此桑德施耐德教授认为：这次上书只是集中体现了美国国内“反川普”的，自由民主派的学界的声音，保守派的声音则完全缺席；部分联署专家甚至也不专精中国问题。而目前华为的问题也好，贸易战也罢，甚至有没有贸易协议都不重要了。这场争端或许会是一场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甚至最终是军事层面上的对抗。至于目前是不是已经陷入“新冷战”的问题，桑德施耐德教授认为这首先是个概念定义的问题。不过从美国官方的公开发言来看美方已经将“新冷战”的说法放到台面上了，而中方并没有。目前的局势并不是意识形态主导的，主要还是存在越来越高冲突风险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而欧洲夹在中间，显得手足无措。袁杰博士则认为，目前局势就是以经济，技术层面对峙为首要特点的“新冷战”。而对于欧洲来说，中国首先是竞争者，其次是合作伙伴。桑德施耐德教授则进一步就德国在目前形势下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德国目前仍处于观望之中，不会马上倒向中国，但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会进一步深化。而中美两强针锋相对的格局下，欧洲的立场似乎存在感不强。对此袁杰博士也持类似观点：尽管德国乃至欧洲和美国在价值观和经济模式更接近，但川普政府的侵略性经济政策同样伤及欧洲和德国。德国还是很有兴趣与中国深化关系的，考虑到和中国紧密的经贸联系，德国不应该站队美国。

        本文精简版刊登于2019年7月18日《环球时报·欧洲版》。